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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与语言相关的事物（例如文学和演讲）基本上都可以进行翻译，包括小说、电影、诗歌、演讲等等。但是不同的领域，翻译的困难度也不同。例如，诗歌几乎是不可能准确翻译的，因为诗歌的形式、音韵等，都是组成其含义的一份子。 　　

很多非文学类文本的翻译工作，包括软件手册和其他商业及专业文本，注重的是意义的传达，以能通顺传意为主要要求。在全球化的潮流下，不但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，同时企业的经营也越来越以全球观点出发，这也带动了国际化与本地化产业的兴起。 　　

如果说非文学作品的翻译是一项可以学习的技能的话，那么翻译文学作品甚至诗歌，往往可以说是一门艺术，需要一些天赋。文学翻译出于美学的考量，在翻译时不能仅注重字对字、词对词的翻译，更不能忽略了文化间的不同点，否则经常会导致译文在语意、美感、风格上的流失。总之，一个优秀的翻译人员必须在准确性和可读性之间找到很好的平衡。 　　

除了出版业以及本地化相关产业外，很多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，也需要大量的翻译人才。例如官方语言有两种的加拿大政府，所有的政府文件都必须翻译为英语和法语；另外像拥有很多官方语言的欧盟，更是必须雇用大量的翻译人员。对于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研究的学科，一般称为翻译研究。 　　

在欧洲，翻译实践有长远的历史。有人甚至认为,欧洲文明源于翻译，上至罗马帝国，下至今天的欧洲共同市场，都要靠翻译来进行国际贸易。有人说，用古希伯来语写的《圣经》和用阿拉伯写的《福音》，如果没有先译为希腊文和拉丁文，后来又译为中世纪和近代诸语言的话,2000年来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就不会产生,因而欧洲文化也不会出现。自翻译《圣经》起，将近2000年来，欧洲的翻译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。《圣经》的翻译是一件大事，它帮助许多国家的语言奠定了基础。在古代希腊、拉丁文学方面，荷马的史诗、希腊悲剧、喜剧和抒情诗，忒奥克里托斯（约公元前310～前250）、卡图卢斯（约公元前87～前54）、普卢塔克（约公元46～120或127）的作品等等也多次被译成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。在保存古希腊文艺方面，阿拉伯译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至于欧洲各国古代和近代的其他大作家，如维吉尔、但丁、莎士比亚、歌德、塞万提斯、安徒生、易卜生、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莫里哀等等的作品,也都多次被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。在东方文学方面，阿拉伯的《一千零一夜》、日本的能剧、中国的小说诗歌、印度的《故事海》、《薄迦梵歌》、《沙恭达罗》等等都译成了欧洲语言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《五卷书》,它通过中古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译本，反反复复地被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 　

实践产生理论，欧美许多国家的翻译理论是五花八门的。从大的方面来看，可以分为两大派：一派是翻译可能论，一派是翻译不可能论。其实，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可能是没有的，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不可能也是没有的。世界上一切翻译活动都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的。欧洲许多著名的人物，比如马丁·路德、M.阿诺德、F.W.纽曼、J.B.波斯特加特、H.白洛克、 Fr.R.诺克斯、V.那巴可夫等等，都对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理论。据《开塞尔世界文学百科全书》的意见，这些理论中有些是刚愎自用的。 　

　翻译一篇作品或者一段讲话，必然涉及两种语言：一种是原来那个作品或者讲话的语言，德国学者称之为Ausgangssprache(源头语言),英美学者称之为Original或Source language；一种是译成的语言,德国学者称之为Zielsprache（目的语言），英美学者称之为 Targetlanguage。二者之间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距。因为，从严格的语言学原则上来讲，绝对的同义词是根本不存在的。一个翻译者，不管水平多么高，也只能尽可能地接近源头语言,而不可能把原意和神韵完全传达过来。翻译者的任务就是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。关于翻译工作,一般的看法是,逻辑的抽象的东西，比如说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等等著作，翻译起来比较容易。但是也有含义转移的危险。重在故事情节的作品，比如浅薄平庸的小说之类，翻译起来也比较容易。重在说理或鼓动的作品，比如格言诗、论战文章、政治演说、有倾向性的剧本,以及讽刺文学等等，翻译起来也不十分困难。但是重在表达感情的高级文学作品,翻译起来就极为困难。在这里，翻译或多或少只能是再创作，只能做到尽可能地接近原作，原作的神韵、情调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完全仿制的。特别是源头语言中那些靠声音来产生的效果，在目的语言中是完全无法重新创造的.

除了翻译可能与不可能的争论之外，还有直译与意译的争论。这种争论在欧洲也有很长的历史，但在中国尤其突出。